今天在抵達塔拉茲途中，應東幹族協會會長安胡塞拐到陝西村去會陝西鄉黨。那裏有一個原生態的婚禮要我們這些老舅家來的人去體驗。“老鄉見老鄉，兩眼淚汪汪。”何況是一百多年未見面的鄉黨，何況是離家鄉千裏之遙的鄉黨。我不禁想起岑參的邊塞詩《逢入京使》“故園東望路漫漫，雙袖龍鍾淚不幹。馬上相逢無紙筆，憑君傳語報平安。”
140多年前，陝西回民在清政府的驅殺下，沿絲路西行，翻越天山走出國境，之後就杳無了音訊。直到百年後俄裔學者葛維達一篇關于前蘇聯“東幹人”風俗習慣的文章，透露他們是19世紀80年代定居中亞的中國陝甘回民的後裔，東幹族和陝西村才浮出海面。
他們一直深深地忖量著故土。早在1910年，曾有4個東幹族鄉黨繞道莫斯科、北京，克服許多困難來到陝西尋根問祖。1930年前後，又有7個人找回家鄉。當時的陝西戰亂加天災，民不聊生，加之民族隔閡還很深，沒人敢接待他們。回去後，他們傷心地說，鄉黨不認咱們了，從此失去了和老家聯系的信心。
媒體的報道，引發了全國性的關注。那以後，他們和家鄉的聯系愈來愈多。1993年，前蘇聯回族協會副主席黑老五應邀參加了陝西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，用隧道的陝西話在屏幕上給鄉黨贺年，成爲三秦大地的新聞人物。不久他們組織一批東幹族子弟來西安大學留學。巧合的是，黑老五的兒子在西安交大還聽過我老伴講的中國近現代史課程。
後來，我又有幸和回陝的哈薩克斯坦“陝西村”村長胡安塞一起吃過飯，互贈書法作品。我給他寫的是“三秦好兒女，中亞紮營盤。”（營盤村、新渠、哨葫蘆是東幹人在東亞聚後的三大中心。）他不會寫中文，卻用毛筆以俄語拼出一句陝西話送我，“東幹人把家鄉想紮啦”，後面的署名竟是“東幹族陝西村‘天子’胡安塞”。我吃了一驚，他笑著解釋說“咱那兒把領頭的都叫‘天子’呢！”
婚禮完全是老西安色彩。新娘清一色的清代古典服裝，鳳冠霞披，繡花旗袍，腳蹬緞子裹的木屐。她向牆而坐，背對各人，新郎不來不能在外人面前亮相。外圍坐一圈小妹妹，我想這是一種婚嫁民俗教育傳承的方式:你們將來也要象她這樣出嫁。婆家接新人的汽車來了，她披上蓋頭款款挪步車前。到了婆家門口，新郎出來，用雙手作望遠鏡狀瞄車內，夥伴們問:瞄見麽？沒瞄見。再瞄。如此者三，新郎大叫，瞄見啦，把帽子朝車上一甩。各人又喊“沒油啦沒油啦”，索要紅包好去加油，安胡塞代表婆家長輩、我代表舅家隨了份子錢。于是進門，拜堂，抹紅，開席。少頃，娘家人與新娘道別，人人抹著眼淚退場。新娘自始至終低眉順眼，面無笑容---就要離開親爹娘了，怎能笑得起來？到了新家侍奉公婆，又怎能不低眉順眼？
這一切就象百年前老西安宅子裏的場景，而又確實發生在萬裏之遙的當吟東幹族的陝西村裏。這不僅是一種民俗的生存，是飄零外域的人們在傳承、鑄造自己的群體凝聚力。
東幹族的陝西人很能行，到中亞後，不僅以辛勤的勞動擺脫了貧困，安居樂業，成爲當地極受尊重的民族。他們爲哈國帶來了精耕細作的糧食、蔬菜種植業，雖以務農爲主，也出了不少教授、企業家，還有代表選爲全國議員。更令人尊敬的是，在異質文化的包圍下，他們較好地保留了中國文化。他們老一代的人愛說陝西話，村裏不定期地組織中文演講比賽。我們從老者那裏聽到許多陝西老話俗語，象“人離鄉賤，物離鄉貴”、“甯念本鄉一撚土，不愛他鄉萬兩銀”還有“衙門”、“大人”、“學堂”等等。他們稱銀行爲“錢莊子”，稱“簽名”爲“畫押”，把餅幹叫“花馍”，結過婚的婦女叫“婆娘”，把“米糧川”叫“米糧番”，陝西人正是將“川”字讀爲“番”音的。許多人把東幹族稱爲“陝西近代文明的活化石。”
下午，我與安胡塞、王志作了一個“長安對話絲路”的電視話題。開場由孩子們用老西安話演出兒歌。當稚嫩的鄉音念起“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，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”，我幾乎要流淚。爲了保持自己與故土文化血緣，一百多年來，他們實在太不容易了。安胡塞介紹了陝西村劄根異域、重建家園的情況，我們就此深入討論了這塊中華文化國外飛地的種種問題:東幹人如何生存自己的文字、語言、風俗和群體文化心理？這種文化你存的意義？如何處理交流與凝聚的關系？如何借助新絲路經濟圈將防守性文化生存轉化爲進取與開放性發展？
東幹人不滿足于只當陝西文化在異鄉的化石，他們正以“老舅家”經濟文化強大優勢爲背盾，通過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建，加強中亞各國與中國、與陝西的經貿文化交流。陝西村在外事情的人，都喜歡在中國公司事情，他們已經成爲中亞各國與中國貿易的先行者。
晚餐是隧道的秦地面片，酸辣甜鹹恰是老陝最愛。我不客氣咥了三碗，是出國後吃得最過瘾的一頓。
2014年8月5日于塔拉茲赴邊境途中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