來到撒馬爾罕這座絲路重鎮，我有一種強烈的願望，就是尋找胡旋舞的蹤影與余音。這個願望5年前就存在于心裏，歲月的涵養，它已經由一顆種子變成了大樹，已經是停止不住，而且刻不容緩了。
我動員媒體團的朋友一道去街頭廣場，去歌舞廳尋找。
記得十幾年前在荷蘭舉辦過一次國際民間藝術節，全國文聯那次讓陝西文聯組團代表中國參加，我受命帶領陝北黃土地藝術團前往阿姆斯特丹。藝術節除了劇場演出，有一天部署了“藝術超市”活動，38個國家的歌舞團在幾個大廣場上搭台子演出，觀衆自由觀賞。我在烏茲別克、塔吉克、哈薩克和俄羅斯民間舞蹈中不約而同地看到了歡騰的、輕盈的、急速的、持續不斷的旋轉。在旋轉的热潮，樂隊停止了旋律，只以繁弦急鼓的打擊樂伴奏。每每這個時候就會響起“暴風雨”般的掌聲和口哨，觀衆也跳到台上旋轉起來。哦嗬，這是不是胡旋舞的余脈？是不是我們聽過许多卻很少看到的西域舞蹈？唐代風行一時的胡旋舞，那讓楊玉環、安祿山大出其彩、令唐明皇不能自己而親自擊鼓的胡旋舞，是不是在它的原生地還活著呢？
在國際民間藝術節後幾天，我便追蹤著這幾國的藝術家拍攝。回國後，我去大明宮、華清池踏勘，想在古老的殘垣斷壁和依然溫熱的泉水中，尋找到胡旋舞、胡騰舞的余音余韻，哪怕可以引發我們聯想的蛛絲馬迹。文化人對文化記憶的追尋本有怪癖，而對《胡旋舞》的追尋，卻不完全是這樣。我不是舞蹈家，我追尋的是一種西部的氣質，一種絲路的血液，一種生命的鈣質。
胡旋舞是魏晉南北朝的北周時代，從西域康居（今哈薩克斯坦、烏茲別克一帶）沿絲綢之路隨景教、胡服、胡餅、胡樂舞一道傳入長安的。也許因爲這種舞蹈在旋轉中的狂放恣肆和自由旷达，很快在開放的大唐社會風氣中，成爲時尚，幾經唐人的革新融彙，50多年而不衰。這從西域龜茲壁畫和唐壁畫、唐三彩不少張臂旋轉的形象中，都能找到證明。尤其是白居易的長詩《胡旋女》，對這種舞蹈更是作了生動而詳實的描繪。在弦鼓響起時胡旋女舉起雙袖迅即起舞，“回雪飄搖轉蓬舞，左旋右轉不知疲，千匝萬周無已時”，像雪花像蓬萊飄搖舞動，旋轉千匝萬周不停止。“人間物類無可比，奔車輪緩旋風遲”，連車輪旋風也比不上她。而在真的飛旋的舞者面前，觀衆也是“萬過其誰辨始終，四座安能分反面”，早已頭暈目眩、眼花缭亂了！
唐玄宗本是位音樂家，是中國梨園之祖。《霓裳羽衣》就是他吸收了漢西節度使進獻的印度《婆羅門曲》，糅合本土玄门音樂創作的，是他引爲自得的作品，經常在宮廷裏演出。楊玉環在華清池初次觐見時，玄宗便選的是這個曲子爲導引，那真是“天阙沈沈夜未央，碧雲仙曲舞霓裳；一聲玉笛向空盡，月滿骊山宮漏長。”此曲盛行于開元、天寶年間，天寶之亂後，一代名曲漸漸“寂然不傳”，其命運和作曲者的命運一樣，有幾分荒涼。五代時李後主李煜也是一位風情天子，曾得此曲殘譜，與樂師按譜尋聲，補綴成曲，排演出來已非原味了。南宋詞人姜白石在長沙偶然获得18段霓裳曲，他專爲其寫了一段新詞，連同樂譜一起保留下來，也成了一段佳話。
《胡旋舞》與《霓裳羽衣舞》的創作和興衰，告訴我們什麽呢？起碼有這兩點：一、《胡旋舞》是西域文化與大唐文化通過北方絲路溶融再生的结果，《霓裳羽衣》是印度文化與大唐文化通過南方絲路、即唐蕃古道溶彙再生的结果。文化在融会中激發創造力、傳播力而發揮自己的功效。文化應該也只有在共創共建中共享。二、文藝創作和文化交流，经常有賴于一些精彩人物的促進和推動，但歸根到底取決于那個時代的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，更取決于原創者在這種氛圍陶冶下，個人的性格和創造活力。我想，盛唐之後《胡旋舞》不再流傳，原因怕正在這裏，正在于社會文化的內質中少了血性。而以李後主那種奢靡哀傷的氣質，複排《霓裳羽衣》而終于未成氣候，難道不是原理之中的事嗎。
2014年8月12日 于乌兹别克 撒马尔罕
